六合同彩论坛

直觉主义与英国古代诗人的救赎

发布时间: 2019-02-25

置身“焦虑时代”的精神苦闷

休姆并非不关注到英国社会浮现的裂痕,但他更为文化上的巨大鸿沟感到担心。他这样表白他的担忧:“世界的真理什么都不是,只是一种巨大的机械。”这种苦楚解释了休姆为什么1906年只身前往加拿大,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自我放逐的生涯。休姆并不是个案。在他之后,英国的劳伦斯跟美国的威廉斯,甚至包括庞德,都曾怀有真实的焦虑。这里的焦虑,取自蒂利希(Paul Tillich)的“焦急的时代”一语,它指存在性的而非病理性的精力苦闷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在性变革的历史中,人们发现本人成为舞台上迷茫不安的角色。如果把欧洲的历史往前再推一二百年,情况就完全不一样。文艺振兴之后的欧洲,固然经历了宗教改革运动,但社会是牢固的,真正的宗教还受到人们的尊重,自我仍然受到感性体系的保护。能够拿斯宾诺莎为例。诚然斯宾诺莎从新说明了神性,然而他的这种阐明并没有让人有多大的不安,相反,它带来一种新的稳固感。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,最真实的、根本性的货色是实体,它是一种一定的存在。实体存在于它本身,也通过它自身得以理解。神就是一个实体,这个实体与其余实体的差异,在于它由无限的属性所组成。自我也属于这种实体,因而是超越性的,17世纪的人们不理由为一个永恒的货色感到烦恼。

1911年,英国古代主义诗歌运动刚萌芽,诗人休姆(T. E. Hulme)在当时的《新时期》杂志上,曾描述自己信仰上的痛楚:“我的心灵状态可能与身在围城心欲逃脱的人们的生活状况比较。”让诗人感到痛苦悲伤的,并不是当时英国的工人活动,也不是已经在欧洲大陆上弥漫的战役气息。休姆作为一个美学家、诗人,为了自我的切实问题觉得着急。真实 未审这种焦急自卢梭以来,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。